浙江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工作者应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包含了信念、尚德、智略、勤耕、仁爱以及崇道等六个维度。该命题是在教育领域深化改革、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灵魂,更是引领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

作为京剧“四大名旦”,程砚秋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传统京剧表演艺术的传承与革新,还体现在他有关于戏曲理论、田野调查以及舞台实践等经验总结的文字留存,更在于他身为楷模、倾心培养了一批批优秀戏曲艺术人才。作为卓越的戏曲教育家,程先生对艺术教育精髓的领悟、诠释以及生动实践,可充分彰显教育家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对教育本质的共同理解上,更体现在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对教育理念的践行,以及在教育实践中对教育工作者角色定位的把握、价值取向的坚守、核心品质的提升,以及教育智慧方略的灵活运用和仁爱初心的坚守不渝上。本文将从“教育家精神”出发,剖析程砚秋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以期为当代艺术教育的研究提供思路与启示。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是当代教育家精神的内核引领,是指教育工作者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把自身事业发展与国家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两者的辩证统一中践行教育初心、实现人生价值。程砚秋正是这一信念的杰出代表。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程先生拒绝为日本人演出,毅然选择举家搬迁至城郊青龙桥务农谢客,与梅兰芳先生在上海的“蓄须明志”南北辉映。程先生的夫人果素瑛在《追忆砚秋生平》一文回忆道,程先生曾“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演出,可见他坚守民族气节的伶人大义与决心。直至日本投降,程先生才将闭眼、闭口、闭心的“三闭主义”改为开眼、开口、开心的“三开主义”，恢复登台演出。在青龙桥务农期间,程先生不仅恪守民族大义,还关心民众疾苦、投身教育事业,出资兴办“功德中学”帮助附近农家子弟解决上学远的问题,而他复出首演也是回馈给青龙桥的民众。

此外,程砚秋主演、创编的作品大多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他的学生刘迎秋评价程剧“半语能传家国恨,两眉深锁庙堂忧”。程先生的许多代表作创作于那个动荡的时期,通过戏曲形式深刻地反映当时人民的苦难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荒山泪》是对苛捐杂税的控诉,更是在痛斥战争的罪恶;《文姬归汉》中文姬哭昭君,不仅是对软弱外交和亲政策的谴责,更是对民族尊严与国家强盛的热切期盼;而《春闺梦》里的两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如泣如诉地呈现了程先生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厚家国情怀。周恩来总理作为程先生入党介绍人之一,曾这样评价:“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程砚秋的艺术追求并未止步于舞台表演,他还曾赴欧洲游学,造访苏、法、德、意等国的艺术学院、戏曲剧院,搜集整理有关戏曲、音乐等第一手素材和见闻。回国后,他撰写了《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为推动国民艺术教育普及和中国戏曲改革留下珍贵资料和对策建议。他提出国民教育要学习欧洲“以艺术为手段”“戏曲音乐为教科书”,而不是“用着经典的或者论文的教科书”，“以戒尺”或“单调的黑板为手段”,因为“戏曲音乐是携带着兴趣而来的,比那板起面孔的经典和论文容易使青年们接受些”。面对“现时中国的戏曲音乐之缺乏协合形式”“各地方戏曲音乐之各自为政”的涣散,他提出“新中国的戏曲音乐必须厉行乐谱制”“以协合戏曲音乐在教育政策上的效果”。新中国建立后,程先生更是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投身于戏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中,多次写信给当时任全国文联副主席的周扬同志,谏言开展中国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为整理和保护传统地方戏曲以及“旧剧改革”工作献策献力。他在给周扬同志的信中写到自己“是将近五十的人了,舞台上的前途已然不很久远,但半生从事戏剧事业,当然此后还应该站在戏剧的岗位上去工作”,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这种自觉将个人事业追求与社会责任、家国命运紧密联系的“大我”情怀令人动容,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程派传人秉承优良传统,扛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将传统艺术发扬光大。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是教育家精神的内在品格。教育工作者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和作品成果传递正能量和价值观,以身作则,成为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楷模。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付诸行动的思想才有真正的传播力。程砚秋深谙从艺之本在于扎实的基本功,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四功五法”的训练。他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戏曲的唱腔、身段和表演技巧,更在细节上追求极致。学生王吟秋在回忆程先生在传授《碧玉簪》这出戏时说,程先生先讲戏词里的“尖字、团字、上口字以及字的四声”,然后再逐句地教唱念,只有等到唱念合要求了才给排练身段。从教授的每一个清晰的咬字、每一个深邃的眼神、每一个细致入微的动作中,都能洞察到程先生在教学上的一丝不苟。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如此,对自身的标准更是如此严苛。这种对教学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他的言传身教中,更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每一个从艺瞬间。在程永江的回忆里,父亲的卧室中有一个木架,上面托着粗陶敞口坛子。“七两道白、三两唱”,每日上下午时分,他都会在坛子前专注地练习念白,每次均持续四十分钟之久,从未有过一日的懈怠。他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地念诵着“督廷大人……”,那是《三堂会审》中苏三那段脍炙人口的道白,随后又从一数到十,清晰有力的“念白的喷口从坛子反弹而出引起全屋强烈的共振,声音传至户外犹如撕云裂帛般”。正是经年累月的不懈苦练,使程先生练就了气贯丹田的深厚功底。即便在缺乏扩音设备的时代,他也能凭借自身的真功夫,在舞台上让全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字字分明。当我们看到如今许多歌星在舞台上依赖麦克风时,不禁会想起程先生那样的老一辈演员的以身作则的态度和对从艺之本的至诚之心。

程砚秋还十分重视艺术作品、舞台演出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他经常对学生强调,戏曲艺术“绝不是把来开心取乐的,绝不是玩意儿”,它的价值不仅是单纯的娱乐,更应为历史的折射与社会风尚的引领。一个好的作品需要敏锐把握时代变迁的节奏,深入洞悉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只有契合时代、贴近生活的艺术作品才能激发观众的共鸣与沉思,使他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叩问内心、反思当下,引发“良好感情”。例如,他的作品《青霜剑》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弱者以“鱼死网破”的决绝精神勇敢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金锁记》则是一部充满人生哲学韵味的剧作,它以“人定胜天”的信念,打破宿命论的束缚,鼓舞人们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勇敢地与命运抗争。程先生不仅在剧本选取上谨慎,而且对演出当时的时局动荡也十分关切。《华北日报》曾报道,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暂停了演出活动。他表示,“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再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一个艺术家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这也使得程先生能够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最终成为一代京剧大师。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是当代教育家精神的核心策略,是教育工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和智慧,因此能激发学生的独特内在潜能,为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导航。诗人叶芝曾说：“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而这把火燃不仅要点燃学生求知的渴望,也必将照亮教育工作者不断探寻育人良方的道路。程砚秋十分看重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他在讲述收荀令香为开山弟子的原因时,赞许“令香聪敏,习英文算术,颇知勤学”。程先生深知戏曲艺术的博大与精深。他教导学生,戏曲不是音乐、舞蹈与戏剧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需要依靠文学、历史、哲学等深厚积累来滋养的艺术门类。他还强调戏曲艺术是以人生体悟为基础的,优秀的演员只有具备扎实的文化根基和丰富人生阅历方能深入理解剧本、生动塑造角色,进而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传递作者思想内涵。他在1930年至1941年期间参与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就是这样一所秉承艺术与学识并重的教育理念的学校。该校不仅坚守传统教学方法,更着力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除了安排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和学戏、排戏等专业课程外,还为学生安排了丰富多样的文化课程,涵盖历史、地理、乐理、美术等,课程内容之丰富甚至超过当时普通初中的课程设置。曾就读于该校、后成为菊坛丑角名家的张金梁回忆,通过这些课程的综合学习,学生们得以启智润心,“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学戏中不仅知其然,而且也知其所以然,有利于演出水平的不断提高”。

程砚秋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潜力,需要针对性地制定教学计划和方法,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个性化提升。他的学生张君秋回忆程先生的教法总是与众不同,当他向程先生请教《红拂传》《窦娥冤》等剧的演唱技巧时,程先生总说,“我给你说腔,把唱法、气口都教给你,你要用你的嗓子去唱”。因为他对于那些盲目模仿他的行为持反感态度,认为这样做并非真正的学习和传承。他还告诉张君秋:“我的存腿你不要学,那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才存腿走路,你的个子合适,存腿走路反而不好。”程先生不仅传授程派艺术的精要,还教学生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优势,将学到的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也是京剧程派能够在众多京剧流派中独树一帜、传承不衰的重要原因。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是推动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强调态度上的坚定和行动上的坚持,以求是的至诚做人、学问、行事,在不辍的终身学习和实践中持续提升自我、勇于开拓创新。程砚秋在《谈如何学艺》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学艺尊师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他指出“戏曲有一套舞台技术和舞台规律”,这是“戏曲的规矩”,也就是所谓传统艺术的“成法”,这些成法都是前辈们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然而,“由于过去一辈辈口传心授,传来传去,就只知道该这么做,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却不是都能谈得出个道理来的”,再加上“过去的社会,演员没有学文化的机会”,虽然很多名演员“在戏曲这个专业上,他是专家,他有一套为别人所没有的本事”,但文化不高,“连自己的名字也签不上”,可能无法详尽解释这些成法背后的深层道理。尽管如此,老艺人们几十年的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舞台经验和精湛技艺却是无价之宝。青年演员学艺一定要“要安心,要信任老师”,“先不用去管老师有没有文化,也先别对一踢腿、一下腰都要追究它的含义,或者还没有学习就想到要改”,耐下性子先学再悟,在模仿中慢慢领悟其中奥妙,然后再提升到“守成法而不泥于成法”的境界。夫人果素瑛回忆程先生的学艺历程,说他“几乎每天‘长’在大马神庙王家”。那时程先生的老师王瑶卿家常常宾客盈门,而王先生又贪晚。因此,等到“给砚秋说点戏,教几段唱腔,这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等从大马神庙回到家里常常是凌晨三点多钟”。但无论多晚,程先生总是恭恭敬敬地在一旁等候,认真聆听老师教诲,从未有过任何怨言。也正是因为他的笃学不倦,王先生对他也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不仅指导他“倒仓”后创新腔,更是为他“量体裁衣”编写剧本。程先生的尊师好学,不仅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更在传承艺术的同时,传承了这份崇高的精神。

程砚秋还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艺术家,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博观约取,巧妙地将各种元素融入自己的艺术中。程先生的创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他对各种艺术形式的广泛学习和深入研究之上。在排练《锁麟囊》时,他受到外国电影的启发,巧妙地将花腔女高音唱法与京剧唱腔相融合。程先生在考察欧洲戏曲时深受德国柏林国家剧院演出《无穷生死路》中暗淡灯光烘托凄惨战场气氛的启发,将这一手法融入自己的作品中,通过暗淡灯光的运用,成功营造出更加凄然的氛围,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与情感体验。在1934年的《春闺梦》重排中,他加入特定灯光、布景及新乐器,如口琴、双二胡和小提琴,使得传统戏曲音乐更为丰富多彩。这些创新既保留了京剧的精髓,又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然而,程先生的创新并非盲目,他在艺术创新上既开放积极,又极为谨慎。他强调改革必须“慎之于始,并不是因循拖延,乃是在着手之前,先把各种问题,作一精密之检讨和研究,这样,在认识上既少错误,做起来自然也可以免走许多的歧路,实际上却是等于缩减了行程的”。同时,他认为改进旧戏曲的首要任务是对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于是在1950年提出了全国戏曲调查计划,旨在全面梳理和调研中国各地的戏曲资源和文化遗产,为新中国歌剧的建设提供基本材料。他敢于突破传统,却又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敬畏和谨慎,这种求是创新的精神使他能够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艺术财富。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是推动教育发展的不竭源泉,它强调教师对学生的深情厚爱和对教育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以无私的奉献和恒久的耐心,用爱心去滋润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之路,在不懈的教育实践和关怀中持续提升自我、传递温暖。程砚秋对戏剧艺术和学生都怀有炽热的爱,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艺术教育和表演之中。他不仅在舞台上为观众呈现精彩绝伦的演出,更在舞台下慷慨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他曾在《戏曲表演的四功五法》《谈唱歌的技术》等文中,详细记录并分享了自己四十年的舞台经验和艺术心得。例如,他在《略谈旦角水袖的运用》一文中分析《锁麟囊》的“找球”一场，有这样的身段:“起云手,转身,翻水袖,两臂伸开,蹲下,亮相。”这时就要用“撑”的技巧:演员要以中指用劲,同时协调地将两臂撑出去。这个细微而关键的动作对于塑造身段的流畅与生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中指的支撑与推动,演员在转身蹲下时,就会提前摆好两臂伸出的姿势,这样一来,整个表演显得呆板而缺乏灵动,可谓“‘有姿无势’:只有姿态,没有动势。”这些宝贵的经验是前人未曾轻易传授的“暗门”,程先生却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后学。他的学生王吟秋曾在文章中回忆道,程先生不仅拿出了《荒山泪》《青霜剑》《春闺梦》《朱痕记》《锁麟囊》的本子,还在1940年初夏,万子和邀他同金少山、陈少霖在新新戏院(即今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合演《二进宫》时，把这出私房戏的“密本”也传授给他了。这份无私的传授和深厚的师生情谊,让人动容。程砚秋这种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精神,不仅赢得了同行们的尊敬和赞誉,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曲人才。在程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他的学生们不仅继承了传统戏曲的脉络,更在创新和发展中赋予了戏曲新的生命力。

程砚秋的仁爱之心还体现在他对教育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上。除了出资兴办“功德中学”之外,在欧洲游学期间,他看到瑞士日内瓦世界学校没有中国留学生,就通过义演筹集资金资助中国少年赴欧留学。前文提到他参与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程先生不仅亲自担任学校北平分院院长,还聘请了一批优秀的戏曲艺术家和教育家共同执教。在这所学校里,他将自己的舞台经验和艺术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程先生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因此始终将培养戏曲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他不仅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展现了卓越的艺术风采,更在幕后默默付出,通过实际行动深刻践行了“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是推动教育发展的深层驱动,它要求教育家具备宏大的世界观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以无私的奉献和恒久的坚持,用文化的力量去滋养每一个学生的心灵成长之路。在不断的教育探索和文化传承中,他们持续提升自身的教育智慧,为社会传递着文化的温暖与光芒。程砚秋深知从艺者及其艺术作品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故始终强调这一职业的社会价值。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一次演讲中,他以《我之戏剧观》为题,向师生们阐述了他的戏剧观念,即将“提高人类生活目标”作为艺术创作的核心追求。他认为,艺术不应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更应成为引领社会进步、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力量。他认为一出好戏能“引起观众的良好感情”,但是所谓观众的感情“并不是从叫好或叫倒好的上头去分辨其良好与否,而是要从影响于观众的思想和行动去分辨其良好与否”。另外,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告诫他们要自尊、自洁、自爱、自强,要立志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而不是仅仅供人玩乐的戏子。他深知艺术的力量和影响,希望学生们能够用自己的才华和创作,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和价值。

程砚秋坚信从艺者虽然需要通过演艺来维持生计,但更重要的是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并且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人生经历诠释了“立品、智能、端庄、洁烈”这四德的真谛。程先生在1931年“致老摩登先生”的一封信中称要对于中国戏剧“克尽我的天职”，时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院长的程先生在这封写给新闻记者许兴凯(“老摩登”)的信中,谈到了京剧艺术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他认为艺术并不只是消遣,更是“社会的、公众的”,艺术要承担起社会教育的功能,为社会的进步出力,而这种深刻的社会责任感贯穿了程先生的艺术生涯始终。

教育家精神的核心,既承载了古代师者的智慧与风范,又回应了现代社会的期望与责任。正如程砚秋所言,艺术是社会的、公众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抒发。教育亦如此,它不仅涉及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更在于对学生心灵的触动和精神的滋养。因此,新时代的教育家们需以程先生为榜样,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通过自己的方式传递文化的力量和社会的价值,为建设教育强国、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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